当前，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这一进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或人口学问题，而是日益成为一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民不用背井离乡也能成为城里人并过上城里人生活”的深刻社会变革。这一进程中，虽然各地自身条件不同、实践路径不同，却普遍呈现出“产、城、人、文、网”和谐共生，“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城市特征。
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从“物理聚集”到“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转变。这样既能够推动人口向县城、中心镇或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又能够避免“摊大饼”式的无序蔓延。近年来，很多地方致力于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着力构建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节点、乡村为腹地的城市与城镇功能错位、分工协作的县域城镇化网络体系。在这个网络体系中，以县城和中心镇为核心节点，提供高水平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商业服务；以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等为链路，引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城乡间高效流通，使得居住在乡村腹地的居民也能够较好享有龙头县城和节点镇的服务功能，推动城市群、都市圈成为一个同城化的有机整体。如福建晋江通过提升县城产业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使其成为吸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主阵地，又依托强大实体经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大力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形成“全市一城、城乡共荣”的良好格局。
在产业维度上，实现从“单一就业”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链式集群”转变。这是在发展本地产业、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的同时，避免企业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人员零散就业的好办法。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生产—加工—服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通过精深加工、品牌塑造、电子商务等环节将更多增值收益留在本地，进而改变乡村仅为城市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角色，逐步形成“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产、产城融合”的格局，使农民能够实现“职业非农化”而不只是“身份进城”。如浙江义乌、江苏睢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等产业集群，带动就业增长吸引农民就地转化。浙江杭州云栖小镇招引阿里巴巴和航天科技等企业入驻，转型成为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郁、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吸引大量新杭州人安居乐业。
在人口维度上，实现从“身份改变”到“完全市民化”的转变。城镇化重点不是农业户口变为城镇户籍，而是要从“管理人口”转向“服务人口、发展人口”，通过权益与能力的赋能推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度。一方面，以户籍改革打开“城门”，以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城权”，以权益保障促进“城融”，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完整享有附着在城镇户籍之上的居民权益和公共服务，促进乡村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住房和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与城镇标准逐步接轨，实现城乡“软件”一体化更加公平和可感可及。另一方面，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等方式，大力提升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使其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或创业者，全面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市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由“半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转变。
在社会和文化维度上，实现从“分隔或简单代替”到“在融合中现代化”转变。社会维度上，既可以解决“空心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又能够较好保留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亲缘关系、邻里关系、乡土认同等，避免异地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关系“断裂”和“原子化”。文化维度上，既能够赓续城市崇德向善文脉和乡村敦厚淳朴民风，又能够促进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交流融合、双向赋能、互补共生，催生出一种兼具乡土温情与现代活力的现代性乡土文化，更好地留住乡愁。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对抗战文化、古镇文化、建筑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和业态升级，打造以文化旅游为引擎的特色小镇，吸引大量游客、留住当地居民，从一个普通乡镇发展成为功能齐全、生活便利的文化旅游名镇。
在治理维度上，实现从“管理”到“多元协同治理”转变。社会治理一头连着社会的长治久安，一头连着百姓的生活冷暖。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中的社会治理，不仅要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更要实现治理格局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既要有政府主导、规划引领，更要有各种社会主体同心协力、深度参与，形成政府、市场、企业、村集体、合作社、村民、市民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推动治理方式从传统行政村向现代社区和网格化转变，充分运用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治理手段，积极应对人口要素集聚后更为复杂的社会需求和治理挑战。
详见：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曾秀琼文章《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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